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郭聪聪李览青
今年10月1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将正式实施。这份被业内称为“助贷新规”的政策激起的涟漪，正在金融生态链中悄然扩散。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在距离新规正式实施不足2个月的当前，一场助贷行业的资金迁徙正在悄然进行：在监管明确要求控制综合融资成本、严管收费行为并推行名单制管理的背景下，银行与消费金融公司正优化布局，将资源向头部合规平台倾斜；在助贷行业资金面临收缩的背景下，信托、商业保理等资金提供方，正在成为填补助贷机构资金缺口的重要选项。
高息资产融资成本陡增
2025年4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助贷新规，其中对持牌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以促使市场资金成本形成合理梯度。
文件第六条规定直指银行等资金方与助贷平台的合作费用与综合融资成本：“商业银行应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平台服务、增信服务的费用标准或区间，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同时明确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
这一监管要求通过明确控制综合融资成本，直击了助贷行业的痛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助贷业内了解到，当前助贷平台以规模为界，存在多个阶梯利率：以600亿元规模为分界线，600亿以上的助贷平台，无论是自有流量的头部平台，还是客群稳定的非自有流量平台，定价普遍在24%以下；600亿以下的腰部及以下平台则多以利润为导向，大多以36%资产为主、24%资产为辅；而规模低于300亿的平台，仍在追求规模扩张，坚持高定价策略，风险水平相对偏高。
本次综合融资成本的规范直接指向了定价24%+的这部分产品。多名助贷行业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尽管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确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一年期LPR的4倍（依据最近的lpr测算，为12%），但对于金融机构借款的利率，司法实践多以24%为分界线：当借款人以贷款人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可请求法院调减。
目前在新规政策引导下，银行与消费金融公司正将资源向更符合监管导向的助贷机构倾斜，助贷行业内的资金流向出现了显著的分层：
首先，最直接的冲击落在了高息资产端。年化综合成本达36%的助贷机构几乎全部被银行、消费金融机构拒之门外。一位华北地区城商行零售业务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这类资产信用风险与监管压力双高，基本不做考虑。”
但年化利率24%以上资产的资金供给目前并未消失，但成本出现明显抬升。华南某助贷公司从业人士对记者透露：“很多24%以上的资金还没完全撤出，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民营银行资金端停止供给，让助贷机构不得不转向其他资金渠道，市场价格比去年涨了2-3个百分点，部分甚至高出5个百分点。”
与高息资产的融资困境形成对比的是，24%及以下的相对优质资产陷入了“红海竞争”。助贷机构中的流量巨头凭借庞大客群与数据优势，在与资金方的合作中牢牢掌握议价权，进一步挤压了中小助贷机构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名单制也令助贷机构的资金遇到难处。助贷新规要求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目前商业银行和消金公司正在反复衡量，严谨制定出台合作的助贷机构名单。其中大厂助贷平台、头部互金助贷平台、持牌机构助贷平台等最具实力、经营相对合规稳健的平台是金融机构首选的合作平台，腰部以下助贷平台挤出效应明显。
面对银行、消费金融资金的收紧或成本上升、名单制下的挤出效应，600亿以下的助贷机构正在急切寻找资金“替补队员”。
“核心资金提供方还是银行和消金，除此之外的都算非主流资金提供方。”上述华南某助贷平台从业人士直言，但在资金整体收紧的大环境之下，信托、商业保理、小贷等资金提供方，正日益成为填补资金缺口的重要选项。
信托资金成银行的“替补队员”？
在这场资金迁徙当中，一度因成本劣势淡出主流视野的信托资金，近期再度活跃于消费金融市场。某助贷平台专业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证实了这一变化，并表示：“随着新规落地临近，面临资金压力的助贷机构都在筹备多套预案，信托资金便是方案之一。”
实际上，信托行业与助贷行业的联系由来已久。“消费金融业务算是信托的传统业务，一般信托公司都有专门部门来做。最近几年整体规模已经很大了，算是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某央企信托机构研究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经其介绍， 2015年央行等十部委就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了互联网消费金融，为信托参与提供了政策依据。2017年《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141号文）要求现金贷款业务需要持牌经营，促使互联网平台寻求与银行、信托合作。彼时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业务转型尚未完成，审批流程长、资金供给慢，而信托凭借决策链条短、资金充裕等优势，成为助贷市场关键资金供给方。2018年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压缩通道业务，在房地产信托、政信业务受限背景下，信托公司亟需新增长点，消费金融信托遂成转型重点，整体规模迅速突破万亿。
不过，随着体量庞大且利率较低的银行资金涌入助贷市场，在2020年前后，信托资金逐渐退出了主流舞台，但依旧占据着不小的规模，截至2024年末，包括外贸信托、国通信托、华鑫信托、渤海信托等在内的主要市场玩家，其消费金融业务余额还保持在百亿级别。
近期出现的信托资金回流助贷行业的现象，与中小银行、民营银行的资金供给缩减直接相关。某科技公司专业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助贷新规出台后，不少中小银行、民营银行的资金投放显著收缩，这为信托资金的回流创造了空间。
信托资金在助贷市场活跃度提升的另一重要原因，与其业务发展需求相关。
某信托机构从业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相对具有竞争力，且底层资产有小而分散的特征，通过提高资产覆盖率的风控手段，能够有效缓释受让本金的风险，因此获得多家信托公司的重视和布局。尤其是与头部助贷平台合作的资产包，尽管收益率较低但更质量更优，正成为业内较为关注的业务来源。加之当前市场利率下行，存在结构性的‘资产荒’，信托公司也在着力寻找消费金融领域的业务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资金更倾向于与头部平台合作，并未明显介入年化综合成本24%以上的资产领域。上述信托机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近年来行业内的信托评审普遍秉持谨慎求稳的原则，风控合规要求较以往显著提高，这也导致整体业务规模出现阶段性收缩。
“实际上能够发行消费金融类信托产品，特别是公开资产支持证券（ABS）的机构，无论是业务链条上的参与方还是底层资产包，其合规风控标准都相对较高，不会过度下沉。”上述信托机构人士补充道。
与此同时，信托资金的合作门槛并不低。某中小助贷平台人士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信托资金的成本显著高于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资金方，其资金成本一般在5.5%左右，加上托管费用后，综合成本区间在6%至7%之间。
资金迁徙的多样渠道
在信托之外，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资金渠道也被助贷机构纳入视线，成为资金补充的选项，但监管收紧的大背景下，其“补位”空间正被压缩。
一位接触保理业务的专业人士透露，涉足消费金融的保理公司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从事助贷业务、消费金融业务背景的民营保理公司，多涉及医美等场景；二是运营商体系下的保理公司，参与手机分期等业务。
上述专业人士介绍了保理资金参与助贷业务的业务模式，他称典型操作方式是“构建保理的法律关系，转让助贷平台应收账款”。对此，他举例说明，在正常的消费分期中，资金是借给自然人，由自然人分期还款给金融机构。而保理模式则需构建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的架构。一般的操作流程是：保理公司先向买方（消费者）授信；随后，卖方（商户）基于保理公司的授信，与买方签订分期支付消费品对价的协议；同时，卖方将其对买方的债权转让给保理公司。通过这一系列步骤，即可利用保理业务架构实现消费场景业务的开展。
然而，保理资金流入助贷行业的空间实则有限。 上述华南某助贷机构专业人士指出：“首先商业保理机构只能开展保理业务，不具备发放贷款资格。因此，只能通过转让助贷平台的应收账款的方式开展业务，且多应用于有场景的消费贷体系。”他进一步表示，保理资金在助贷领域要达到上亿规模非常困难，因其需针对具体项目向银行融资。
但为了规避相关风险，这类业务正计划被纳入监管负面清单。据媒体报道，近日一份全国性的商业保理管理办法已下发机构征求意见，核心导向是引导保理公司回归本源，专注企业应收账款领域，明确禁止“基于消费应收账款开展名为保理实际为消费贷的融资业务”。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业内获悉，大型商业保理企业确实已收到该文件，但目前仍处于行业内部征求意见阶段，暂未对外公开。
但这份征求意见稿也传递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过去部分保理公司利用政策漏洞从事的类消费贷业务将被规范。
除保理公司外，融资租赁公司的“擦边球”消费贷业务也在逐步纳入监管的整顿范围之内。上述保理行业业内人士还透露，除保理公司外，近些年随着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趋严，部分地区的监管参照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规定，将商租公司除乘用车以外的消费场景业务也逐步纳入监管整顿范围内。
助贷新规逐步落地的大背景下，资金迁徙仍在悄然进行。中小助贷平台因客群及业务特性，受银行等机构收缩资金的影响最大，正积极在市场上寻找新的资金供给。
“新规实施前的过渡期内，助贷平台对资金需求确实存在，但目前断言这些资金流向将成为主要趋势仍为时尚早。”多名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不过他们也指出，面临短期资金压力的平台确实会转向信托、商业保理等渠道寻求解决方案，毕竟填补资金缺口是最迫切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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